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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来谈谈出租车发展史吧

2020-10-12


出租车行业各类收费名目繁多。据不完全统计,涉及出租车企业和司机负担的各类收费项目主要有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、政府性集资、摊派、经营服务性收费和其他费用;道路运输年检费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工本费、营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费;运输管理费、客运管理费、治安费、特殊行业审验费、机动车辆排污费、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。


“公司化剥削”还是让出租车司机这个群体最咬牙切齿的痛。出租车管理的主要症结就是公司化剥削,这也是众多出租车公司发财的商业秘密。公司化剥削在各地普遍存在。出租车公司是出租车业特许经营的产物。通过特许经营制度,出租车公司获取了运营牌照、经营权与司机选派权,由此形成了出租车公司化格局与模式。


全国出租公司平均每月每辆车成本约为6000多元,司机每月要交给公司的“份子钱”少则数千,多则过万,北京、上海约为5000-8000元/月,广州约8000-1万,深圳榜首,为1万-1.3万。照此算来,出租车公司的业务利润高得惊人,出现“穷了司机、亏了乘客、富了公司”的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
除了出租车公司,“只拿钱,不管事”的还有行政垄断体制下的部分不作为的政府管理部门。报告指出,行政垄断包括两个方面,一是特许经营垄断,二是牌照垄断包括牌照数量、牌照所有权垄断。


运营牌照是一种稀缺资源,牌照一般都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发放。出租车数量指标也是一种稀缺资源,通常被出租车公司买走独占。在北京、上海等城市,出租车公司行业垄断性太强,直接导致了两方面问题:一是出租车管理公司的经营收入与利润过高,驾驶员为上交“份儿钱”整日疲于奔命;二是运行成本相对低廉的“黑车”大幅度增加,这从北京黑出租泛滥,甚至与正规出租车拥有同等规模的现象中可以得到印证。


出租车管理改革喊了多少年,行政管理、行业组织以及社会公众早有共识。的确,多年来,群众对出租车需求不断增大,然而由于行业垄断,出租车数量在很多城市已经多年没有太大变化,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,导致群众打车难。对此,群众意见很大,对出租车改革的呼声很高。


改革就要啃“硬骨头”,出租车管理改革再难,还是得顺应广大群众的期待,适应社会发展的节奏,此项改革势在必行。

2015年10月,滴滴快的正联合上海市有关部门和传统出租车公司,以组织“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社”的形式,试水以服务费取代“份子钱”或挂靠费的出租车管理模式


“份子钱”或挂靠费是很多出租车司机每月都需缴纳的钱,“份子钱”是开公司汽车的司机缴纳的承租金等费用的汇总,挂靠费则是私人出租车缴纳给出租车公司的费用。“份子钱”重、挂靠费高,一直是不少城市出租车司机抱怨的问题。据介绍,服务社的亮点在于不收“份子钱”或挂靠费。“入社驾驶员每月只需要缴纳50元服务费,服务社除提供驾驶员销卡、发票管理等日常服务外,还将提供车辆更新、车辆商业保险等便利服务,以及线上代缴税金等服务。”滴滴快的相关负责人说。 


2015年11月上旬,交通运输部再次召开专家座谈会,就公众最为关心的几个焦点问题展开了讨论。21位来自不同地区、不同领域的专家从早上9点一直讨论到下午4点。专家一致认为,专车等新业态需要进行规范发展,但何时规范,专家意见不一。有专家提出应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,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:一个东西对与错,和它的时间掌握是否恰到好处密切相关。是不是在一个新的事物刚出来的时候就去监管?比如说强制去搞保险,比如说明确其平台责任,出了问题之后,要承担责任。应该有所为,有所不为。广州交通委客运管理处处长苏奎强烈表示,不能再任其发展,无论对出租车行业、专车还是乘客,都必须尽快出台相关法规予以规范。苏奎说,现在各种解决问题的成本太高。有专车司机被杀的,现在专车司机和专车平台之间的矛盾,一点不亚于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平台:这个时间也够长了,不短了,2007年出现这种模式了——子弹飞在空中是打死人的。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王军提出,未来出台的办法应在数量和价格方面考虑市场的调节作用:“预约车在传统的西方国家,绝大多数没有数量和价格限制的。现在这样规定了,很多地方可能会进行数量限制,还是会造成很大的供给不足。如果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,就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。十三条和第三条可以修改一下,应该以市场调节为原则设定数量限制,或者说制定政府调节价为例外,这样的话,如果地方想设立数量限制,想制定政府指导价,必须有非常强有力的理由来证明为什么这样做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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